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从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3679亿元，到2018年的近92万亿元，总值折合14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跨上历史新台阶；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离不开我国当时的人口红利。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的“人口红利”概念，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形成低抚养比、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就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生产的影响，通过大规模的人力资源使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满足不同层级的社会需要；其次是对消费、储蓄的影响。当人们通过劳动获得财富后，一部分人会将财富以货币的形式存储起来，另一部分人则会通过各种消费，将财富转化为物质，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生产。

　 　当然，人口红利也是有局限的，当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改变的时候，人口红利不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而是通过消费促进社会生产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就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人口是一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经济想要实现跳跃式增长会比较难；在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的时候，人口则可以成为助推因素。

　 然而，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据统计，2011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84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3.7%；而到了2017年年底，这一数据分别达到2.41亿和17.3%。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35.1%，超过4.4亿，大约每3个人就有一个老年人。社会人口老年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抚养比开始由降转升，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劳动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逐渐消退。因此，伴随了中国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毫无悬念地正在消失。

　 　不过，人口红利只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助推因素，绝不是绝对性因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人口红利消失时，往往会采取几条路径进行改变：一是改变生育政策，通过鼓励大规模生育，提高生育率；二是通过人才引进，有规模地进行人口扩张。如德国很早就有意识地引进土耳其劳工，以弥补本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靠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基本动力，以刺激经济发展。如日本通过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进入工厂提供劳动，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四是实行投资、并购等转移行为，将工厂搬迁到人口红利充沛、具有较大税收优惠的国家，借助他国的人口红利，保证企业的发展。

　 　当前，不少中国企业面临的招工难，实际上就是人口短缺。在引进境外劳工尚有很多障碍之时，依靠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效率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成为企业家们瞄准的目标。但技术创新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种技术创新的过程，往往具有投资大、回报风险高的特点，因而，不少企业不愿、也不敢投入太大。因此，“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无疑更能让企业在短期内获得发展。

佛山是全球陶瓷制造业的重镇。而陶瓷业的发展，更与人口红利息息相关。早在多年前，佛山的陶瓷企业就已开始试水国外，但力度并不大。近年来，不少佛山陶瓷企业纷纷将投资办厂的目光瞄准了越南。这一投资注意力方向的转变有一定的基础：越南与中国地理上近邻，该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初期，不仅有许多税收优惠政策，更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陶瓷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越南目前的人口红利正是这些企业所希望得到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过，时至今日，佛山陶瓷企业还没有一家在越南落地。据佛山市奥斯博陶瓷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国强称，目前还没有中国大陆陶企在越南办厂，中国台湾的陶瓷卫浴企业则偏多。

目前来看，投资越南陶瓷行业还是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一是越南正处于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无论是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对外贸易，具有较大的优势。数据表明，2019年1-7月，中国对美陶瓷砖出口总额为1.91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19亿美元下滑12.68%。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陶瓷先后遭遇了印度、韩国、墨西哥、海湾六国等多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对中国的陶瓷企业打击非常大。从瓷砖关税来看，越南产品出口美国的关税为5%，而中国同类产品出口美国的关税达到25%。这种关税差异，对于中国的陶瓷企业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二是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远远优于越南，具有技术优势。以600×600（mm）的抛光砖出厂价为例，越南出口该产品的价格为中国同类产品的两倍以上，其他卫浴产品的出厂价也与此类似。虽然价格的差异是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差异与中国陶瓷制造业的技术及不断创新的理念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这也正是中国陶瓷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和底气。

但到越南开办陶瓷工厂，决不会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

　　一是陶瓷行业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买方市场热情不高，加之目前正处于全球经济的寒冬，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优先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如近期菲律宾政府对越南出口的建筑材料加征关税，以保护该国的同类工业企业。

　　二是如何有效应对当地的用工政策。保护本国工人优先是当地政府的重要决策内容。以越南大同奈公司为例，该公司以往的中层管理人员中，中国管理人员的占比很高，但目前只有15人，其他均为越南员工。本国工人优先安排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首先需要面临的问题，属于政府决策的问题。如果在越南开办陶瓷工厂，应当考虑清楚这个涉及国家用工政策的问题。

　　三是如何有效应对越南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有差异的，在越南，无论是投资开厂还是投资并购，往往都会涉及到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证券交易法、公司法、社会保障法等，而这其中不少又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不熟悉、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无疑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投资行为。因此，对于想要走出去、到越南投资办厂的中国陶瓷企业来说，应当尽可能寻找了解当地法律制度的法务人员或律师，将投资办厂的风险降到最低，避免因涉及法律问题而功亏一篑。

当然，我们虽然提到上述风险，但我们决不能因此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越南仍是我们中国陶瓷企业的投资洼地。只要我们做好风险控制，建立符合要求的合规审查制度，防止投资越南可能出现的纠纷，我们仍然可以在此时，赢得全球市场。

也许，到越南办厂，布局越南经济发展版图，抢滩越南陶瓷市场，正当其时。

（作者系佛山市法学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 孙文波）